母校，让我们的青春放光彩

一回忆初建时期的采矿学校

吴秋煜

我们出生于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少年时饱受日寇疯狂残暴的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的艰难困苦。四十年代末，当我们步入青春的门槛时，迎来了祖国的解放和新生。命运之神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和新生的祖国一道昂首挺胸、坚强地站在地球的东方。我们成了新中国真正的主人；同时，我们的双肩也庄严地压上了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重任。经过短暂的三年经济恢复期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在全国展开。作为老解放区和重工业基地的山西，是新中国开始经济建议的重地之一。刚刚解放，建设人才奇缺，山西教育又欠发达，连中学生也很缺。时年16-18岁左右的我辈正好成为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的宝贵苗子。正是时势的造化，1952年我们分别从广东、山西两省应招，聚集到了古城太原，一起进入新建的采矿学校，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1955年学成毕业，我们又满怀豪情，选择艰苦，毅然奔赴全国除西藏、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独立地开创、奠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和地质事业。我们的生命之火就在煤炭、地质的基地上燃烧、放光！当年一切条件如此简陋、环境如此艰辛、大家如此贫寒、生活如此清苦，是什么精神和力量支撑着我们坚持学习并成就人生的目标呢？！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了我们强烈的爱国情怀。热爱祖国并立誓无条件地献身祖国，是我们能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我们都亲身经历并感受到了新旧中国两重天的境况。在旧中国找们受压迫，吃尽人间苦；新中国让我们翻身当主人。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使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社会主义祖国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一切，连生命郁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感恩和报恩的思想支撑着我们的心灵，用自己的双手亲目建设富强的祖国的使命感支配着我们的行动。那时的我们特别纯洁，组织纪律性强，自觉地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高标准来严要求自己，因而也特具勇敢无畏和无条件献身的精。这恐怕就是我们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艰苦，并在艰苦中创业的力量源泉了。

二是老校长和老师们的优秀育人之道以及良好的校风的熏陶，塑造了我们革命的意志和顽强的性格。在母校短短的三年，我们不但学到了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郝校长既是老革命，又是高干，更是平易近人的工农干部。他以校为家，睡在办公室，吃在传达室，天天早起晚睡，从早操到晚自习，从课堂到食堂，从操场到宿舍，整天和师生们生活在一起。他有传奇的革命经历，自然在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高尚的品德和极具魅力的人格，潜移默化地教化和感染着我们，成为全校崇拜的偶像。他了解并洞察同学们的一切，及时而尽力地解决同学们在思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他的政治报告和平时会议或周会上的讲话，有骨有肉、针对性强、短小精悍，生动深刻、水平高，大家都爱听，并口服心服。实事求是的说，是郝校长精心地塑造了我们全新的灵魂，为我们毕业后的创业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我们刚入学时老师很少，但质量很高。第一批来的老师们是从北京、天津、上海、昆明、福州等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如甘斯礼、陆维芳、李兆佩、周波、唐寿、陈伟信、刘家邦、王淑兰等，还有从空军航空学校转业来的裴本谦、张建辉、陈维章等和一些老专家如蔡寿轩、朱光耀等，他们都是师德高尚、教书育人，既认真教好课，又热心关怀同学的生活起居，在讲台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课后又耐心辅导，在实验室亲自动手拆装机器示范，手把手地教，在课外还主动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各种课外活动。在煤矿和野外实习中，老师们和我们一块下煤井、爬高山，同吃同住。师生关系亲密无间，我们从各个方面深受他们高尚师德的感染。还有一批精明强干的政工干部：如吴骏田、边达让、张耀华等，尤其是政治辅导员吴骏田，兼任校团委书记，工作的对象是学生，整天和同学们生活、工作在一起，处处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楷模。

当时我国的中专教育刚起步，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管理规章制度，一切从零开始，1954年才引进苏联的中专教育模式，开始全套照搬，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创新路，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专教育模式。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摸索、学习、模仿、试验过程中，实施对我们的教学的，他们的教学工作在极其产密的组织程序中运行，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校长和老师们都特别重视启发式、充分调动同学们独立思考、独立钻研，主动获取知识、增长技能的积极性。

郝校长特别重视校风建设，经常在不同场合宣传延安时期抗大的校风，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以“严谨治校”为核心内容的好校风、教风与学风。我们在这种优秀校风的熏陶下成长，为走上工作岗位后，克服千难万险，独立开创新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艰苦的环境。清贫朴素的生活条件，大量的建校劳动和真枪真刀的实习，以及生动而针对性强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育与锻炼了我们坚强、刚毅、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的优秀品格。当年我们所处环境的艰苦度，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恐怕是空前绝后的。1952年夏入学报到时的经历是罕见的，如郗贵喜同学是带上干粮，背着行李从家乡屯留县西流寒村步行八天八夜、途中风餐露宿、行程380里路到学桉报到的。省教育厅在车站广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我们整队向市内和学校走去。一路所见全是狭窄不平的街道、破旧低矮的商铺，没有高楼大厦。我们都惊叹：“这就是教科书中说的著名古城太原吗？!还不如广东一个县城呢！”进了校门更是一片灰头土脸的。当集体住进四面透风、稻草当床的破旧礼堂时，同学们心都凉了。加上随后出现的水土不服、语言不通、饮食极不适应，以及学校的专业很不理想等，多数同学原先抱着的“支援内地和老区，建设新中国的'太原梦”快要破灭了！面对如此现实，许多北方同学原先的热情也冷却了。有些同学也陆续离开了学校，另谋出路去了。这种心理上的失衡和行动上的动摇成了我们首届同学严重的精神障碍，也是学校的一大难题。

针对同学们的困惑、动摇和种种思想问题，郝校长带领政工干部和老师们，系统地展开一系列思想政治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中国百年屈辱史和近代革命史教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当代青年学生光荣使命教育。还请老革命、老工人、老农民来校讲革命故事和忆苦思甜报告、请抗美援朝前线战斗英雄作报告，等等。同时组织同学们参观中元玻璃厂、太钢、山针、矿机、工矿研究所等。为了引深教育，发动全体同学与朝鲜前线战士通信、交友、互赠礼物。这些教育迅速彻底扭转了同学们的思想，极大地振作了精神，并深刻认识到旧中国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刚成立还未来得及治理，美帝国主义又气势汹汹地打到我国门口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太穷太困难了，国难当头，我们面前这点艰辛算个啥？有志青年没有理由抱怨国家，而应像革命先辈、志愿军战士那样，勇敢担当起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革命重任。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克勤克俭、战胜困难、努力学习、掌握本领，用自己的双手让可爱的祖国早日富强起来。从此，思想安定下来了，把艰苦变成刻苦学习的动力，浓厚的学风逐渐形成。

建校劳动是我们受教育、受锻炼的重要内容，1953年清明节后从西羊市向坞城村（现坞城中路）新校搬迁时，相距十余里，没有公路和公交车，大家是扛着沉重的行李走过去的。到了新校，有了自己的校园、教室、宿舍、食堂、实验室等设施，尽管很简陋，但是属于自己的，大家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不过，设施极不完善，没有道路，没有花草树木，没有操场，连围墙也未建完。必须边学习，边劳动建校。从此，每天利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和体育课时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校劳动。先是修校园内的道路和校门外的马路，然后建花圃、植树、垒围墙，再集中力量建操场。修操场的要求高、工作量大，也最困难，因为场地的东南部是一座数米高的大土包和坟地，西部是一个很大的臭水塘。工程从挖山填塘开始，土方量大，而工具全是最原始的洋镐、锨头、铁锹、扁担、抬扛等，最先进的是两辆旧手推平车。在体育老师杨长青、李相空的带领下，连续奋战近两个月整平了场地。然后从外地运回沙子和粘土，一层层铺好，用人拉铁滚筒压平，最后用各式各样的夯锤夯实。一个有400米跑道的标准大操场终于用我们的汗水浇灌落成了。整个建场过程没有人喊苦叫累怕脏。每天要冒几身臭汗，在操场里的水井边提几桶水痛快地冲洗一遍，既干净，又过瘾，疲劳也随之消失了。有了操场，体育课能正常进行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到操场锻炼，各种体育队也相继成立并训练起来了。很快我校的排球队、篮球队成为称雄太原的队伍。每年太原举办的学生运动会上，我校除球类夺冠外，田竞、体操（尤其是器械操）都能拿到奖杯或奖旗，风光得很，也扩大了学校在太原的影响力。随着校园的美化，各种文艺活动也活跃起来了。唱歌、跳舞、器乐、自编自演的话剧、戏剧、曲艺、活报剧、拉洋片等，吸引看众多的人参加。每逢重大节日和假期、学校都要开文艺晚会。配合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常组织文艺宣传队到附近农村宣传演出，密切了学校与附近农村的关系。

由于学校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及时开展一系政治思想教育、各种建校劳动和广泛的文娱体育活动，把同学们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潜移默化地形成正确而坚固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奠定了一生的基础。

以上三点集中概括了郝校长的教育理念，不一定准确，也不很全面。但是，我认为，他紧紧抓住爱国主义教育这根主线，注重在艰苦环境中针对同学们的活思想，展开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心设计并培育良好的校风，造成潜移默化的、渗透式教育的态势。这些教育强调的首先是引导青年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郝校

长的教育理论是事关我国当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很值得我们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

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议论：现在各类学校的楼房多了，高了，教学内容先进了，丰富了，设备设施和教学手段现代化了。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理念渗进学校，教师们的心态也逐渐浮躁起来了，教育的“传道”功能也逐渐消失了，师生关系变味了，学生的价值取向变质了，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差了，整体教育质量下降了。这些议论是否正确，有待今后若干年的实

践来检验和解答。无独有偶，97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一直在关注我国的教育，最近二十多年来对我国现行教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近日，他明确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实施大成智慧教育、把青年培养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高度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的教改方案。他说的“大成智慧教育”，核心内容是“教育、引导学生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钱老说，这是一件大事，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研究、发射“两弹一星”！联系我们在采矿学校所受的教育，实感与钱老的教育理念十分相近。正是由于郝校长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环，用各种手段突出培养学生的品德、情操，在促进学生学会做人方面下功夫，才使我们在短短的三年里获得智能与创业能力，为毕业后在更艰苦、更险恶的环境中披荆斩棘，一往直前，创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和地质事业奠好基。

我们永远怀念母校、校长和老师们！

我们永远记住采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