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层履新以来，频频就反腐话题发声，措辞严厉备受关注，多地亦严整吏治提速反腐，呼应高层掀起的“反腐风”。学者解读称，十八大以后，中央对反腐倡廉有一些新的思路，要出台一些新的举措，并建言加速顶层设计，源头治理、制度反腐是大势所趋。

　　反腐新举措或出台 源头治理、制度反腐是大势所趋

　　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以来，就反腐话题密集表态，并将其提至“亡党亡国”的高度，有媒体将此解读为新领导层以“反腐风”作为工作开局的“突破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今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参加中央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感受到比较强烈信号就是，中央这次对十八大以后反腐倡廉有一些新的思路，要出台一些新的举措。”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马怀德是与会的八名 专家之一。

　　他说，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特别是要保证官员廉政，政府廉洁，政治清明，这些要求都是新一届党中央对社会、公众和全党的郑重承诺，要兑现这样一个承诺，当然会兴起一个所谓的“反腐开局”，形成一个新的“反腐高潮”。

　　“腐败就像一个集体上的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如果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清除的话，那它会整个影响到肌体的健康，甚至像十八大报告讲的一样，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王岐山讲，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马怀德说，这些认识都是对现在腐败形势的一个清醒认识，同时也是对未来反腐倡廉举措下 一步布局的前提和基础。

　　他认为，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是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清醒认识基础上再出重拳，当然这个出重拳的过程，既要注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又要注重落实相关制度，使得反腐倡廉制度能够有效实行下去，达到真正建设廉洁政治的目的。

　　在制度建设方面，马怀德建议把反腐纳入法治轨道，靠立法，靠司法，靠制度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而不是通过搞运动式、风暴式反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来遏制住腐败易发高发的现象。

　　此外，他还认为，反腐败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一方面注重制度和组织创新，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初级阶段最大的实际，来进行顶层设计和落实相关创新的制度。

　　“过去我们注重的是事后惩处，加大力度惩处，要查处大案要案，现在要考虑制度创新，要考虑源头预防腐败。” 马怀德认为，源头治理、制度反腐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且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官员财产公示须制度先行顶层设计 立法是突破口

　　近年来，公众对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09年“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到之后陆续试点的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其热闹的开端和沉默的退出，让人们感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昙花一现。

　　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探索个别地方试点难深入，原因在于缺乏顶层设计。马怀德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官员的财产申报公开是一个关系到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的制度，如果仅仅是从基层做起，没有制度的支撑，没有顶层设计保障的话，这些制度生命力都很难持久。

“因为从财产申报，特别是公开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关系到公务员切身的利益，并且社会公众高度关注。”他指出，中国有700多万公务员，如果公务员财产都要申报公开，仅仅靠一个地方或者个别单位的探索是不够的，必须制度先行，进行顶层设计。

“通过顶层设计，明确规定官员有义务申报公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申报，或者申报不实，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这项制度。”他解释说，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法律来推进这项工作的。

马怀德进一步指出，未来反腐的顶层设计制度应该大力推进，而且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寻找突破口。他建议制定政务公开法，因为政务公开法与过去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同，信息公开条例是2008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其效率等级要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等级，它只适用于党政机关，所以很有必要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

    “中国要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肯定还存在很多阻力，还有很多客观条件和原因影响制度的迅速建立，但要想有效监督干部的个人财产情况，就必须通过这种公开来解决。” 马怀德说，“因此，这种制度变革和顶层设计的确需要认真研究，逐步推进，这是大势所趋。”

此外，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国企是否应该“晒三公”争议，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企有义务公开三公经费，对国企的职务消费、领导收入也应有严格限制，否则会造成很大不平衡。

网络反腐等新动向频现 应调动公众力量参与监督

近年来，网络反腐蔚然成风，各级纪委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反应，一大批问题官员迅速落马，网络举报成为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途径。

    网络反腐效率比较高，有时甚至成了反腐的主渠道。对此，马怀德指出，网络反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揭露一些事件真相的同时，可能损害一些无辜人的利益。因此，他建议，一方面司法要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举报人应该有自律，否则网络反腐本身信息会打折扣。

他认为，要想将网络反腐坚持下去并发挥更大作用，所有参与者应该严格自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真相，忠于事实的原则，使贪官能够得到惩处。

对于网络反腐如何保证举报人权利的问题，马怀德认为，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松、畅通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而这个平台是要通过接受举报，发布相关信息，使得这个信息能够调动起更多人参与的热情，尽快查清事实的真相，揭露有关的贪污腐败现象。

马怀德进一步强调，要想保护好举报人，特别是防止遭被举报人打击报复，甚至更恶劣的手段，还要建立证人保护制。“一旦成为证人和举报人，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当举报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建立这种保护措施，减少这种打击报复现象的发生。”

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兴起与普及，“情妇反腐”现象频发，有人调侃，官员落马主要有三个途径：家中失窃、二奶翻脸、日记丢失。对于近年来反腐出现的一些新动向，马怀德认为，未来反腐不能仅仅依赖于这些偶然事件去披露、查处腐败案件，而是要靠比较健全的日常制度。

他认为，揭露和惩处贪污腐败案件，既要有顶层设计，又需要能有效保障制度实施的一些机制和举措。另外，还要调动社会公众和媒体等力量参与监督。

“诱惑很多，陷阱很多，问题也很多，关键是每个人从内心要有这种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内心要有道德底线，要抵制得住这些诱惑，因为只有这样外在的制度才会变得可有可无。”他认为，反腐工作还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今年是中国惩防腐败体系五年规划收官之年，目前中国反腐可以说处在承前启后的节点，马怀德认为，惩防腐败体系下一个五年规划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搭建有效反腐体制机制和平台。二是注重调动社会力量加入到反腐队伍中，发挥监督作用。三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等技术反腐，用新媒体参与的方式，推进反腐进程。(摘自《新华网》）